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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ottingham大學附設醫院有兩個分部，一個是Queen's Medical Centre，簡稱QMC，另一個是city hospital，簡稱NCH，這兩家醫院原本各自獨立，2006年4月才合併在Nottingham大學醫院的NHS trust底下。Professor Masud是QMC老人健康照護部門的Consultant，合併後也到NCH支援門診。
根據Age and Aging的文章，英國從1950年代開始發展Geriatric day hospital（老人日間醫院），以照顧需要復健但不需急性照護的老人，讓他們在急性醫療需求解決後有緩衝可以慢慢適應回家後的生活。舉例來說，剛中風的病人在生命徵象穩定後，因為大腦損傷所導致的功能喪失，心理和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，病人和家屬需要時間學習與準備，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方式，這時如果有中期照護，病人和家屬的壓力就不會這麼大。
Day hospital是中期照護（intermediate care）的一種。事前Masud教授就說：「今天的門診剛好讓你們看day hospital的運作模式，你們可以從中get some ideas，也許台灣之後發展中期照護時會用到」。
門診開始前，所有照護成員（Consultant Masud教授、住院醫師、護士、復健師...）針對當天門診病人一一展開討論，從過去病史、復健情形到最新出現那些症狀等，不同角色輪流提出觀察和意見，找出可以加強或改善的地方。在台灣大概只有住院病人會開morning meeting，討論病人狀況，針對門診病人一個一個討論，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。第一，台灣門診的病人數目太多，不像英國一個診可能只有3～5個病人；第二，雖然台灣門診也有預約制，但多數病人是當場掛號，事先無法準備，而英國day hospita的l門診病人多數已經復健一段時間，醫療人員有充分時間跟病人相處，所以建議相對比較完整。（這個meeting對我來說算culture shock，忍不住想記錄下來，不過這是兩國因為制度不同所產生的差異，沒有優劣之分）
討論完，大家各自解散回工作崗位後，我驚訝的發現診間只有Masud教授一個人（當然還有我們），沒有護士留下來跟診，好奇問男主人「king's college hospital也是這樣嗎？」，他說「對阿，這邊的醫師都是一個人看病，有的護士還可以自己開門診，只不過主要是提供諮詢，診斷和開藥的部分比較受限」。
不是每個在day hospital作復健、心理諮商或營養諮詢的老人，當天都需要掛門診，所以在等下一個病人的中間我就到處晃，看day hospital有什麼特殊設計，或跟台灣不一樣的復健器材，結果看到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（相當於台灣健保局）出的一系列健康資訊手冊，這些出版品涵蓋的主題廣泛，內容深入淺出讓我非常訝異，如：標題為Keep out the cold（遠離寒冷）這本教老人怎麼吃怎麼穿才能保暖，避免風寒，還有房子怎麼佈置規劃才能讓暖氣運作最有效率；Facing dementia（面對與了解失智症），這本以失智症患者為對象寫的手冊，內容涵括：知道診斷所產生的情緒反應如何處理、目前的治療方式是什麼、社會資源有哪些，還有如何處理金錢等；The drug treatment of Parkinson's disease（帕金森氏症的藥物治療）則巨細靡遺把帕金森藥物的作用機轉、效果、副作用，寫成簡單卻清楚的說明，讓病人不只對藥物有概念，也知道目前治療的侷限是什麼。
剛看到這些手冊，我承認冒出腦海的第一個念頭是「這些內容連我都需要花時間消化，老人怎麼看得懂？」但就算老人無法馬上理解，也不代表他們沒有知的權利，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公衛人可以想辦法縮短這中間的落差，盡可能解釋到讓病人對自己的狀況有概念，讓他們有足夠背景知識做醫療決定。提供普及且平等的保健服務在社會福利國是國家責任，但健康是每個國民自己要負的責任，我們把太多責任壓在醫護人員身上。抽菸多年變成慢性阻塞性肺病，糖尿病卻不控制血糖導致失明或截肢，喝酒過量引發肝病變，這些人在清楚明白自己的行為會增加健康風險的情況下，還是讓這樣的結果出現，被送進醫院後醫護人員卻要想辦法大顯神通，讓他們恢復健康。醫護人員的天職是救人，但當他們看到同一個病人因為不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反覆入院治療，很難對工作持續保持熱誠，如果再碰到有些家屬動不動就把病人健康惡化推給治療不當，久了再有心的人也沒有動力。
當台灣教育體系改變思維讓教學方式變得更多元的同時，或許衛生署或台灣醫界也可以試著改變，想辦法讓民眾有充分且正確的健康知識，這樣也許可以改善很多問題，如：醫療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衝突與不信任感。醫病關係中，資訊較少的一方（病人）會想辦法克服資訊較少的劣勢，在這個過程他們可能選擇當聽話的好病人，以獲取資訊較多的一方（醫護人員）提供較多的資訊或服務，但病人越沒問題對病情了解越不積極，不確定性越大。或有些病人利用人脈要求醫院提供ＶＩＰ服務，這也是另一種誘使資訊較多者（醫護人員）行為符合資訊較少者（病人）要求的展現。
這次的跟診經驗，我看到NHS對降低醫療資訊不對稱所做的努力，而觀察Masud教授跟病人的互動，也讓我看到醫病關係可以因為病人或家屬對疾病的了解，變得更平衡。
根據Age and Aging的文章，英國從1950年代開始發展Geriatric day hospital（老人日間醫院），以照顧需要復健但不需急性照護的老人，讓他們在急性醫療需求解決後有緩衝可以慢慢適應回家後的生活。舉例來說，剛中風的病人在生命徵象穩定後，因為大腦損傷所導致的功能喪失，心理和生活都受到嚴重影響，病人和家屬需要時間學習與準備，重新建立新的生活方式，這時如果有中期照護，病人和家屬的壓力就不會這麼大。
Day hospital是中期照護（intermediate care）的一種。事前Masud教授就說：「今天的門診剛好讓你們看day hospital的運作模式，你們可以從中get some ideas，也許台灣之後發展中期照護時會用到」。
門診開始前，所有照護成員（Consultant Masud教授、住院醫師、護士、復健師...）針對當天門診病人一一展開討論，從過去病史、復健情形到最新出現那些症狀等，不同角色輪流提出觀察和意見，找出可以加強或改善的地方。在台灣大概只有住院病人會開morning meeting，討論病人狀況，針對門診病人一個一個討論，幾乎是mission impossible。第一，台灣門診的病人數目太多，不像英國一個診可能只有3～5個病人；第二，雖然台灣門診也有預約制，但多數病人是當場掛號，事先無法準備，而英國day hospita的l門診病人多數已經復健一段時間，醫療人員有充分時間跟病人相處，所以建議相對比較完整。（這個meeting對我來說算culture shock，忍不住想記錄下來，不過這是兩國因為制度不同所產生的差異，沒有優劣之分）
討論完，大家各自解散回工作崗位後，我驚訝的發現診間只有Masud教授一個人（當然還有我們），沒有護士留下來跟診，好奇問男主人「king's college hospital也是這樣嗎？」，他說「對阿，這邊的醫師都是一個人看病，有的護士還可以自己開門診，只不過主要是提供諮詢，診斷和開藥的部分比較受限」。
不是每個在day hospital作復健、心理諮商或營養諮詢的老人，當天都需要掛門診，所以在等下一個病人的中間我就到處晃，看day hospital有什麼特殊設計，或跟台灣不一樣的復健器材，結果看到英國國民保健服務NHS（相當於台灣健保局）出的一系列健康資訊手冊，這些出版品涵蓋的主題廣泛，內容深入淺出讓我非常訝異，如：標題為Keep out the cold（遠離寒冷）這本教老人怎麼吃怎麼穿才能保暖，避免風寒，還有房子怎麼佈置規劃才能讓暖氣運作最有效率；Facing dementia（面對與了解失智症），這本以失智症患者為對象寫的手冊，內容涵括：知道診斷所產生的情緒反應如何處理、目前的治療方式是什麼、社會資源有哪些，還有如何處理金錢等；The drug treatment of Parkinson's disease（帕金森氏症的藥物治療）則巨細靡遺把帕金森藥物的作用機轉、效果、副作用，寫成簡單卻清楚的說明，讓病人不只對藥物有概念，也知道目前治療的侷限是什麼。
剛看到這些手冊，我承認冒出腦海的第一個念頭是「這些內容連我都需要花時間消化，老人怎麼看得懂？」但就算老人無法馬上理解，也不代表他們沒有知的權利，醫療服務提供者或公衛人可以想辦法縮短這中間的落差，盡可能解釋到讓病人對自己的狀況有概念，讓他們有足夠背景知識做醫療決定。提供普及且平等的保健服務在社會福利國是國家責任，但健康是每個國民自己要負的責任，我們把太多責任壓在醫護人員身上。抽菸多年變成慢性阻塞性肺病，糖尿病卻不控制血糖導致失明或截肢，喝酒過量引發肝病變，這些人在清楚明白自己的行為會增加健康風險的情況下，還是讓這樣的結果出現，被送進醫院後醫護人員卻要想辦法大顯神通，讓他們恢復健康。醫護人員的天職是救人，但當他們看到同一個病人因為不控制自己的行為而反覆入院治療，很難對工作持續保持熱誠，如果再碰到有些家屬動不動就把病人健康惡化推給治療不當，久了再有心的人也沒有動力。
當台灣教育體系改變思維讓教學方式變得更多元的同時，或許衛生署或台灣醫界也可以試著改變，想辦法讓民眾有充分且正確的健康知識，這樣也許可以改善很多問題，如：醫療資訊不對稱所產生的衝突與不信任感。醫病關係中，資訊較少的一方（病人）會想辦法克服資訊較少的劣勢，在這個過程他們可能選擇當聽話的好病人，以獲取資訊較多的一方（醫護人員）提供較多的資訊或服務，但病人越沒問題對病情了解越不積極，不確定性越大。或有些病人利用人脈要求醫院提供ＶＩＰ服務，這也是另一種誘使資訊較多者（醫護人員）行為符合資訊較少者（病人）要求的展現。
這次的跟診經驗，我看到NHS對降低醫療資訊不對稱所做的努力，而觀察Masud教授跟病人的互動，也讓我看到醫病關係可以因為病人或家屬對疾病的了解，變得更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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